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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的李庄之行

就在學者們於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裡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庄，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後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又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在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一九○○至一九九五年）。

像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一樣，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於聰明好學之士，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一九二四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未來的日子，李約瑟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三十七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四十歲之前問世。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後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一九二二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發表的一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的論文。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它自己的價值標準，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後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並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屁股後面，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於驚奇不解中生發出一系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系列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自賤的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併長久地積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於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中國文化的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三十三歲的魯桂珍有極大關係。比魯桂珍大三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衝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並思考一系列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言：「我對他們的瞭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麼在西元一至十五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的雛形。

既然疑問占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於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

《聖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並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後，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並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愛河』，「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於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三十七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 Halouu）發憤學習漢語，並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李約瑟難題」。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並相約：今後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的誓言一樣。